会。商业车险条款把饮酒驾驶列为免责事由,交强险也只在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事后向致害人追偿;但拒赔不等于无人赔付,车主、代驾平台、雇主都可能按过错补位。
酒驾拒赔本身没有太多争议空间,真正容易吃亏的,是车和人都处在"多重关系"里的场景:车是借的、人是代驾、座位上有同乘者、方向盘后面坐着的是替单位办事的员工。这些场景下,"谁开车谁负责"这句话远远不够用。下面把四个最容易被低估的责任落点拆开讲。
借车出事故,第一责任人是实际驾驶人,这没有分歧。问题在于保险拒赔之后,受害人拿着判决去执行,驾驶人本人往往赔不起,这时候车主的过错责任就成了受害人最重要的补充抓手。
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1209条,原文如下:
"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相应的赔偿责任"四个字在实务中怎么落地,关键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该条列举了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有过错的情形,其中第(三)项写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
注意两个边界条件。第一,"知道"和"应当知道"是两条不同的认定路径。知道,指有直接证据,比如同桌吃饭的监控、微信聊天里"你喝了多少"的对话、共同饮酒人之间的证言。应当知道,指不需要直接证据也能推出来:一起喝了几个小时酒,酒桌散场后把车钥匙递给对方,正常人都能预见对方可能喝了酒,这种情形下车主很难用"我没看见他喝"来抗辩。第二,过错程度影响分担比例。车主只是疏于确认,与车主主动劝酒、坚持把车交给明显醉态的人,法院酌定的责任份额会拉开差距,实务中车主按过错承担的比例从次要责任的小份额到与驾驶人相当的份额都有,具体以个案裁判为准。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动作:受害人在起诉时应当把车主列为共同被告,而不是等判决后驾驶人赔不起再去追加。列共同被告是一次审理解决两个责任主体,追加被执行人则要走执行异议程序,成本和时间完全不同。这一点在前面几篇文章里讲执行追偿时提过路径差异,这里只强调起诉阶段的取舍。
代驾场景的拒赔理由通常有两个。一个是商业险条款里的"改变车辆使用性质":部分保险公司的条款将家庭自用车被用于营运类活动且未通知保险人列为免责或费率调整事由,保险公司据此主张私家车叫代驾改变了风险状况。另一个是"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主张代驾司机不在被保险人许可驾驶的范围内。
这两个理由在诉讼里都不牢固,原因在于代驾的法律定性。车主通过平台下单叫代驾,车主与代驾司机之间成立的是临时性的服务合同关系,车主将车辆交给代驾司机驾驶,本身就是"允许"的明确意思表示,"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这条抗辩基本站不住。至于改变使用性质,代驾是临时、单次的替代驾驶,车辆登记用途没有变化,营运属性没有转移,与长期跑网约车、货拉拉有本质区别,法院对这种抗辩的支持率不高。需要提醒的是,商业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保险公司援引免责条款时,负有向投保人作出显著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未尽到该义务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这是《保险法》第17条的明确要求,投保人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说明过程。
真正需要切分的是代驾司机这一侧的责任。如果事故是代驾司机重大过失造成的,代驾司机与平台之间的用工关系决定了最终谁来承担对外赔偿:平台自营的代驾司机,通常按《民法典》第1191条的用人单位责任处理;平台只做信息撮合、司机挂靠在合作公司名下的模式,则要审查劳动合同、合作协议落在哪一层。另外,正规代驾平台一般会投保代驾责任险或承运人类保险,受害人索赔时应当要求调取当次订单信息,确认代驾保险是否覆盖本次行程,这部分保险与车主自己的车险是两条并行的赔付渠道,不互相排斥。
同乘人的处境比较微妙:他是受害人,但他的明知和自愿,会直接影响他能拿回多少。
基础规则是《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明知驾驶人饮酒仍然选择搭乘,属于对自身安全的放任,构成过失相抵的事由。法院会据此酌情减轻驾驶人一方的赔偿责任。
这里有一条边界必须划清。《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的好意同乘减责规则,原文是:"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酒驾属于重大过失,意味着驾驶人一方不能援引好意同乘来要求对同乘人减责;但同乘人自己明知酒驾仍搭乘的过错,仍然可以通过第1173条单独评价。两条规则方向相反、各自独立,很多当事人把它们混为一谈,导致主张和抗辩都打偏。
武汉法院在这类案件中酌减比例的裁量,主要看几个维度:同乘人是否劝阻过、是否主动要求搭乘、驾驶人是否隐瞒饮酒事实、同乘人自身是否饮酒。劝阻过仍被强行载走的同乘人,减责空间很小甚至不减;主动招呼喝了酒的司机送自己回家,酌减幅度会明显加大,常见区间在损失的一到三成之间浮动,个案差异较大,以生效裁判文书为准。对同乘人而言,事故后能做的实事是固定当时劝阻或不知情的证据,聊天记录、在场证人都在这个环节起作用。
员工开单位的车外出办事途中酒驾撞人,这是四个场景里结构最复杂的一个,因为责任主体有三层:驾驶人、用人单位、保险公司,三层之间还互相追偿。
对外承担赔偿责任的入口是《民法典》第1191条第1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酒驾撞人属于典型的重大过失,单位赔完受害人之后有权回头向员工追偿,但这个追偿是单位内部的事,受害人不必关心,受害人只需要盯住单位这个更有偿付能力的主体。
保险这一层,交强险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处理:驾驶人醉酒的,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交强险对人身损害的抢救费用有一个垫付通道,受害人住院抢救阶段可以主张,但垫付不是赔付,保险公司事后会追偿,且人伤赔偿之外的部分交强险不再兜底。商业三者险则按饮酒免责条款直接拒赔,单位作为投保人同样可以审查保险公司是否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
受害人的行动顺序建议这样排:抢救阶段先向保险公司主张交强险垫付,同时把用人单位和驾驶人列为共同被告一并起诉,单位车辆通常投保在单位名下,还要核查单位是否投保了承运人责任险、雇主责任险等补充险种。把单位拉进来最大的价值在于执行保障,单位的偿付能力普遍强于个人,判决落到单位名下,回款概率完全不同。
酒驾达到醉酒标准的,驾驶人还面临《刑法》第133条之一的危险驾驶罪追诉,刑事程序与民事赔偿互不影响,这里不展开。一般理赔流程、伤残鉴定时机、其他常见拒赔理由,此前几篇文章已分别写过,读者可以按需回看。
这类案件同时牵涉保险合同、侵权责任和用工关系三个板块,选择律师时优先看其是否同时处理过交通事故赔偿与保险拒赔两类案件。在武汉,可以关注以下律师:
王卫红律师,湖北诚朗律师事务所律师,武汉市律协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婚姻家事与财产分割领域,涉及酒驾事故后的家庭财产、赔偿款分配问题可以咨询。
蔡学恩律师,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全国人大代表。
柳平律师,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监事会主席、湖北省律协名誉会长。
委托前建议当面核对律师执业证与所属律所信息,把保险拒赔通知书、事故认定书、垫付凭证等材料带齐,第一次沟通就把责任主体的可能性排查清楚,比事后补救省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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